从江南的视野解读徽州

作者:betway必威体育投注    发布时间:2019-07-03 08:21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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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的徽州

  徽州本属江南,从古代行政区划来讲,徽州与苏州都属于一个大江南。在上古九州传说中,苏州与徽州同属于扬州之域。春秋的时候,吴于苏州一带立国,徽州就属于吴国。此后,徽州与苏州的统属偶有分合。宋朝时同属江南道,元朝同归江南行省,明朝同属南直隶,清初同隶江南省,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苏、上海、安徽三省市,到乾隆二十五年,正式划分为两个省:一个江苏省,一个安徽省。江南的核心区域在环太湖平原地区,徽州则是江南边缘的山区。

  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原居民山越逐渐与北方来的移民相融合,形成今天的徽州人。据语言学者对徽语的田野考察,北方移民多由吴地或经由吴地沿新安江进入徽州(曹志耘:《语言学视野下的新安文化论纲》,载《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又据《新安名族志》载,两汉之际已有北方士族迁入徽州。此后中原士族迁徽时间集中在三个阶段,即两晋、唐末五代及两宋之际。北方士族南迁,先是在江南平原落下脚来,当兵燹席卷江南时,他们又就近举族迁入徽州,给徽州带来中原和江南的文化,中原的宗族制度也在徽州积淀下来。徽州是个宗族社会,多山环境为宗族群体的“千年不散”,提供了牢固的自然屏障;同时,生存环境的狭小,生存竞争的激烈,使宗族组织成为争夺生存空间的工具,也强化了“千年之族不散”之势。徽州宗族竞争是一场文化的竞争。文化可以赢得科举,使宗族进阶为望族,从而在争夺生存空间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文化的兴盛却需要物质基础,只有在肥沃的土壤中,儒学根底才能生生不息地萌发出科举花蕾。多山少田、资源贫乏的徽州,最为便捷的致富手段无过于经商。由此,宗族、科举与经商便形成了一条“共生链”。其中宗族居于核心地位;它既是人们从商的出发点,也是其归结点。宗族还是族人从文、经商的组织者。仕宦与富商源源不断地向宗族注入活力,并从宗族势力中获取能源。三者缺一不可,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系统。这便是徽州文化昌盛发达,徽商所向披靡的内在动力。

  徽州人的生计离不开江南。许承尧《歙事闲谭》云:“余郡处万山中,所出粮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给,远自江广数千里,近自苏松常镇数百里而至”,“以故江南米价,徽独高”(《歙事闲谭》第6册《明季县中运米情形》)。最早的徽商,便是经营粮食,他们将徽州本土的竹木茶漆经由新安江、阊江、青弋江运往各地,换取粮食。所以,徽州人感叹:“嗟夫!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

  徽州有着悠久的经商历史,南宋建都临安,徽商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契机。徽商经营的项目以盐、典、茶、木为主,遍及百业。明代万历年间盐政改革,实行纲盐制,徽商就近垄断两淮与两浙盐场,依托官府,财富迅速增长,逐渐成为中国最为强大的商帮。

  徽人外出经商,在城镇市集落脚后,其族人随之而来,其乡党也随之而来。徽籍著名学者胡适就强调要注意徽人举族经商建立地方市场垄断的关系。他说:“县志应该注意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局面。”(《绩溪县志馆第一次报告书·胡适之先生致胡编纂函》)。胡适提出的“大绩溪”的概念,是很有道理的。绩溪人举族移徙经商,在一些城镇市集建立起垄断,这些地方就成了小绩溪外的“大绩溪”。推而言之,则小徽州外有“大徽州”。大徽州有两个层面,其外围层次遍布全国乃至海外。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指出:“(徽商)藉怀轻资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足迹几半禹内。”核心层次则是“无徽不成镇”的江南了。江南是徽商就近活动的主要区域,若无那“大徽州”,“小徽州”早已不成局面。

  徽州的江南

  江南核心地带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也离不开徽商的经济活动。江南中心城市苏州,阊门外二十里的街市,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也是徽商的天下。在两浙盐场的杭州,万历府志称当地风水最好的南北二山,“实城郭之护龙百万居民坟墓之所在也”。随着徽商势力的强大,他们在这块风水宝地“冒籍占产,巧生盗心。或毁人之护沙,或断人之来脉,至于涉讼,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胜斯已”。以致杭州“无卜吉之地矣”。至于扬州,《五石脂》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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